我叫孙小军（@赛博朋克机器人孙博士），今年34岁，是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博士。其实我小时候很不爱上学，我父母就没怎么上过学，他们都觉得读书不重要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上课不是睡觉就是闲聊。按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，将来我要么留在山里务农，要么进城打工。

然而，9岁那年，一场急病让我意外地失去了右腿。冥冥之中，这件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。父亲担心我以后养不活自己，开始鼓励我学习，争取找个能坐办公室的工作。为此我拼命读书，小学、初中两次升学考试都是全校第一，高考以603分的成绩考入985大学，接着又去日本读硕、读博。

在日本，我第一次接触到假肢，总算可以丢掉拄了15年的拐杖。但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传统假肢仍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于是，我决定自己造一条更先进的。

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，右腿上穿的就是我和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假肢。

命运很残酷，命运也很神奇。如果不是失去了一条腿，我大概率不会用心读书，不会去日本深造，更不会从事假肢研发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业。现在的我，可能还在家乡重复着上一辈人的命运。

1987年，我出生于于贵州铜仁石阡县的一个小村子。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那里，那就是美丽和落后。村子四周被大山环绕，春天，到处是黄澄澄的油菜花；到了夏天，放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水稻。村里人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。这意味着经济水平不高，因为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人，可能也都是这么生活的。

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一年四季在田里侍弄庄稼，不论日晒雨淋。冬天农闲，但他们不能闲。室外气温只有零下几度的时候，两个人还要在露天地里烧制盖房子用的砖瓦，烧够一批就拿去集市上换钱。这个季节修建房子的人多，是我们家唯一能在务农之外赚钱的机会。

我们家的老房子，还是翻新后的，原来的更旧。

除了种庄稼，家里还养有牛和猪，我唯一能帮父母分担的事就是照顾家畜，小孩子嘛，做这种事就跟玩差不多。我每天无忧无虑，和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疯跑，在山上玩累了，再割一大筐猪草背回家喂猪。放牛也是边放边玩，前脚刚把牛赶下水，后脚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泼水、玩水仗、打水漂，和小伙伴们玩得好不热闹。

像我这样调皮的性格，在学校里总是坐不住。上课太无聊了，老师讲课的声音像催眠曲，我一听，就不知不觉想合上眼皮，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下课了。要不就是老师在台上讲，我在台下讲，能把周围一圈的同学都吸引走。

体育课是我唯一喜欢的科目，篮球可比算数好玩多了。小学三年级，有天我打完篮球突然觉得脚踝隐隐作痛，以为不小心扭到了，想着过几天可能会好，没有太上心。爸妈正忙着翻修家里的老房子，也没在意这件事。好动的我还是该干嘛就干嘛。

奇怪的是脚一直没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后来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。到了这时候，爸妈才想起来应该带我去看村医。医生调了些中草药敷在我的脚踝上，打了消炎针，还开了些药片让我回去吃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，父母又带我去镇上的医疗所。拍完片子，医生一脸严肃地说：这是骨髓炎，可能需要截肢。我父母听了完全不信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就是小孩玩闹扭到脚么，怎么可能变成骨髓炎呢？医生也不能百分百确定，叫我们去城里的医院再看一下。

父亲带我去了省会贵阳的省人民医院，检查结果也是骨髓炎，而且已经癌变，癌细胞从脚踝扩散到了右腿膝关节部位。医生说必须截肢，否则只能再活几年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明白截肢意味着什么，但从父亲的表情里，我懵懂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

9岁时的我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张照片。

考虑到省医院手术费用高，父亲决定带我回县里做手术。从贵阳回石阡的车程有八九个小时，我和父亲在长途大巴上熬了一宿。父子俩并排而坐，窗外不时有灯光闪进黑暗的车厢，当灯光滑过的时候，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有泪珠划下。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哭，一声不响，只是靠在座位上默默流泪。

截肢手术需要三四千元，我们家哪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？务农收入很少，粮食基本上都是自己吃，只有等到年末的时候才能烧砖瓦卖点钱，卖多卖少也不固定，攒下来的一点钱几乎都用在翻修房子上了。

回村之后，我们全家动员，挨家挨户地去找人借钱。其实村里人也没什么钱，大家都是务农的，条件好点的给个一百两百，条件差的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。最后，家里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勉强把钱凑够，送我去把手术做了。这笔债，需要他们之后用无数块辛苦烧制的砖瓦来还。

手术完，我独自待在家里，整天躺在床上闷闷不乐，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。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问题，一会儿想到腿没了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，一会又想那条断腿医生怎么处理了，想到以后的生活，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......以前的我蹦蹦跳跳，现在没了腿，哪里都去不了，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在家闷了两个月，我再也待不住了。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电视，我之前一直是去邻居家蹭着看。截完肢再想去的时候，我父亲专门去邻居家打了招呼，怕人家忌讳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好像也变了。于是，我强迫自己拄起拐杖去上学。从家里到学校一公里的路程，让我走出了好几公里的感觉。

1999年末，截肢后的我领到了一张残疾人证。

刚开始用拐不熟练，我走在路上很容易摔跤。遇上下雨天，我很难再腾出一只手来撑伞，只能困在雨中，眼巴巴地看着路人求助。有一次拐杖打滑，摔倒的瞬间残肢直接戳到地上，疼得我龇牙咧嘴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幸好一个路过的叔叔看到，好心把我背回了家。

少了一条腿，以后行动会很不方便，更不能干活。父亲很为我的未来发愁。他告诉我，我只有好好读书，将来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才行。听了这句话，我醍醐灌顶，意识到读书才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
自此以后，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，除去吃饭睡觉，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看书，成绩慢慢地从班里倒数赶超到年级前几，人也变得更自信了。有的小孩给我起外号，叫我“断脚杆”、“拽脚盖”，意思是缺了一条腿，每次看到我就咯咯地笑。不过，此时的我心里只有读书，对其它事情一概不在意，笑就笑吧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12岁那年升学考，我发挥出色，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县初中。那时候我就以将来考个好大学为目标，因为太想实现，甚至产生过考不上就不活了的极端想法。

我（左二）和初中同学的合影，拍照的时候有意把右腿挡住。

三年后，我又以全校第一的名次进了全县最好的高中石阡一中特尖班。家里离县城比较远，高中三年我都寄宿在学校。为了节省开销，父亲约定好每隔两周给我送次东西。一到日子，我就能看到他弯着脊背，提着袋子风尘仆仆地走进校门。看着他的身影，我能感受到一股厚重无声的爱。

大米、咸菜、辣子、炒腊肉，父亲带的都是家里能拿出来的好东西，他交给我之后也不着急回，会留下来说一两个小时话，跟我聊聊人生道理。有时候，他会讲他在电视里看到的励志故事，希望我以此为榜样，好好读书。

可特尖班竞争太过激烈，想争前几很难。这里的同学都是从各地来的尖子生，大家都很优秀。我的成绩一开始只排到全班第22名，想到高考就很焦虑。别人还有退路，而我没有，考上好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学习压力像块巨石一样，死死地压着我。

班里总共四十人，城里孩子占了三十，他们家庭条件很好，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。他们穿着名牌运动鞋，有的还拿着时髦的小灵通手机，和农村来的孩子完全是两副样子。相比之下，我的家庭条件不如人，成绩也不算特别好，一看到他们就更焦虑。

班主任对我格外关心，经常找我聊天，告诉我要调整好心态，不要跟别人比，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可以了。多亏他的循循善诱，我才没有压力击垮。高三那年，我的成绩已经稳定在了班里前五。

因为身体原因，带我的班主任都很关照我，这是春游时与班主任的合影。

2006年高考，我没有辜负期待，以603分的成绩考上华中科技大学，进入当时全校排名第一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百感交集，想到自己那么拼命地学习，放弃所有娱乐和假期，过去所有的努力终于都值了。父亲也松了一口气，他最担心的问题是我养不活自己，考上重点大学，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愁了。

可还没等到开学，我们一家人又开始为钱发愁。一年6000元的学费，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笔巨款。家人东拼西凑，只凑出了700元生活费。我安慰父亲，说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，让他不用太担心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也很没底。

从贵州到武汉得坐26个小时火车，由于我是中途站上车，买不到硬座，只能全程站着，蹲着，或是坐在行李上。一路疲惫不堪，还要忍受着过道里汗臭、脚臭、和泡面混在一起的味道。但一想到马上要开始的新生活，我身上就满是动力。

当我在学校报到的时候，才发现之前对学费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学校不仅让我走了绿色通道，帮我办理了助学贷款，还解决了1860元的住宿费、军训服装费和公寓生活用品费，并且资助我一辆电动三轮车，方便我日常出行。

2006年，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校门前的留影。

重点大学里人才济济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地域差异很快就在学习上体现出来，比如英语这这门课，我是在县城参加的高考，不考听力，平时也没怎么训练过，进大学后根本听不懂别人讲的。英语原本是我最擅长的科目，现在一下变成了弱项，导致我非常受打击。

正在我为英语发愁的时候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来学校办了一场演讲，他分享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，深深地引起我的共鸣，尤其是那句“从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”，我深感认同，这句话就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把它当成人生的座右铭。

俞敏洪还说，年轻人有机会一定要到海外走走，如果自己足够优秀，就可以拿到海外大学的奖学金，家里没钱的孩子也有机会出国念书。他的讲座让我发现了新大陆，原来我的人生除了找份办公室工作外，还有其它选择，比如留学。

2007年，大二的我正在班会上发言，讨论的主题是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》。

了解之后，我发现我们学校就有国家公派留学的项目。有了新方向，我的动力又来了。为了实现留学目标，我把大大小小假期的都用来学习，并把英语作为重点攻克对象。大学三年，我在家里待的时间总共也不超过20天。

大四上学期，我通过校内选拔获得了去日本东北大学交换留学的机会，学杂费全免。高兴没多久，我就听说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竟然要10万人民币左右，对于我们家来说，这无疑是天文数字。为了筹这笔钱，我经历了一波三折。

先是问家里，父母直言筹不到。我接着又找了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，我是在大一参加助学贷款征文比赛获奖后和他认识的，想请他帮忙问问新东方有没有资助项目。王老师很热心，但问到的结果是没有。

和父母商量后，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。尽管很可惜，有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落差感，但没钱就是没钱，这是个现实问题。当时有两个候选人，名额只有一个。我放弃了就意味着另一位同学肯定能去。

就在我要给学校说明情况的时候，突然收到消息说东北大学调整了奖学金额度，除了学杂费，还可以提供每个月8万日元的生活补助（约6000元人民币），原因可能是那年入选总人数少，预算有剩余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激动地几乎说不出话来。那一刻，我想到的是自己的未来，可以预料的是，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2009年9月，我（左二）去日本交换留学前和室友的合影。

到日本之后，我最先去的地方是宫城县仙台市，这里是东北大学的所在地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街道特别干净，放眼望去，除了秋天金黄的落叶，几乎看不到任何垃圾。当地人很热情，听到我是中国来的，会跟我提起曾在这里留学的鲁迅，如果我找不到路，还会带我走上一小段。

当我走进学校课室的时候，看到里面坐满了不同肤色的人，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，有美国、英国、德国等西方国家的，还有印度、韩国这些亚洲国家的，课堂上全部采用全英文授课，所以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。我之前积累的英语终于派上用场，很快，我就和新同学们打成一片。

交换生的学习氛围很轻松，平均下来每天也就6课时。没课的时候，我除了自习，还经常和朋友们参加各种活动。在这里，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，第一次过万圣节，第一次看樱花，第一次去外国人家里作客。自打9岁截肢以后，我几乎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思好好玩，这次在日本算是彻底解放了。

2010年春天，我（左五）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樱花。

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，一年的交换项目很快结束。我意犹未尽，决定继续留学深造。我先后申请了美国和日本的几所大学，最后拿到了东京大学的录取offer和奖学金。奖学金一个月12万日元，意味着我不用做兼职也可以保证基本生活。为了省钱，我经常自己做饭。出去吃一顿可能要六七百日元，自己做只花两三百。我平时也很少出去玩，出行都靠公交车。

之前在仙台的时候，我曾留意到一个现象——日本街头几乎看不到拄着拐杖的残疾人。直到去了东京我才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

有天我去政府部门办理残疾证，接待员看到我拄着拐杖，主动告诉我可以申请假肢补助。日本政府规定，每一位日本国民和居留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，有点像我们的医保，加入了就可以享受假肢福利政策。一条假肢的费用是100万日元，换算成人民币大约6万，政府会补贴70%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自己出18000元人民币就可以扔掉拐杖，像普通人那样用腿行走。

平日节省下来的奖学金正好派上用场。在接待员的帮助下，我提交了补助申请，很快收到一条崭新的假肢，但它使用起来远比想象中要难。由于小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将来可能装假肢，我的截肢位置特别高，安装调试费了很大劲。位置调合适后，我还要进行三个月的康复训练，像小孩子那样从头学走路。

拄拐拄了15年，我的右腿已经完全没有行走的意识，不知道如何迈步，如何摆手，走起路来同手同脚，无法保持身体平衡。那条假肢也是很不安全，有时会突然弯到一边去，我必须有意识地去控制它。虽然走起来显得很笨拙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，总比一直拄拐强。

2011年，我安上了人生第一条假肢。

我把装假肢的好消息告诉了一个高中同学，他当时也在日本留学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神秘地告诉我，有个贵州老乡想认识你哦，是个日语班的女孩子。追问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老同学总在女孩面前讲我的事迹，她对我印象还不错。

我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，彼此都有好感，第一次见面我特意约在东京塔，就是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面的那座象征着浪漫的建筑，站在顶层可以俯瞰整个东京。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，还一起去吃了刀削面。不久之后，这个女孩做了我的女朋友。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妻子。

女朋友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我先硕士毕业了，通过面试进入索尼公司，主要负责音响设备开发，年薪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0万。直到入职后开始挣工资，我才将本科四年的助学贷款还完。在工作中，我一直抱着学习的想法，有一种给自己打基础，而不是给公司打工的心态。即便被分配到不感兴趣的项目，也会认真钻研。

工作一年后，我把父母接到日本旅游，女朋友也来陪着。

我每天要往返公司在东京的两个办公点，经常上下楼梯，这时候才发现传统假肢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它没有动力，上下楼梯费时又费力，只能左腿先上，再用右腿残肢去拖着假肢放到同一级台阶上，就像提着一根直直的棍子，导致爬楼梯的速度很慢。而且穿久了髋关节会疼，很容易产生疲劳感。

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能有一款像机器人一样自动弯曲发力，自动抬腿迈步的假肢该多好啊！小腿截肢的人还保留有膝盖，上楼梯能使上劲，我们这种大腿截肢的人必须要有助力才行。而传统假肢没有动力，完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。有点像马车，靠马拖着车动，而不像汽车，有发动机可以自己动。

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司，得到的回应是不予考虑。首先这个方向和公司核心业务距离太远了，其次是我对假肢领域也没有足够的积累。

上面是我入职索尼时的任用状，下面是正式录用通知。

其实，索尼内部有一个创业项目孵化平台，不过我当时没有去试，试了可能会通过，但仍然有随时被中止的可能。好吧，这些我都理解。我是真的想做这件事，于是干到第三年就辞职了。

我本想跳槽到机器人公司，去学机器人相关技术，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研究做假肢。由于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经验，我去面试了很多公司，全都被刷下来。碰了一鼻子灰之后，我想不如还是先去大学继续深造。

2015年底，我辞职到东京大学读博士，这次依然拿到了奖学金，每个月20万日元，合人民币一万三四。录取我的教授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专家，我当时的提案是用人形机器人做假肢，教授觉得人形机器人研究做了这么多年，实际应用依然比较少，假肢倒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方向，所以同意接收我。

这是东京大学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，我所在的实验室主要研究机器人。

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，智能假肢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，很多前辈和教授都没有做过，只能我自己摸着石头过河，而且做硬件就得花钱，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金。于是我一边申请研究经费，一边从零开始自学。

在导师的帮助下，我们的项目成功从学校申请到90万美元经费，分三年发放。这笔钱相当于我的天使轮，为我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。

2015年，我在研究室做组装试验，桌子上摆满了零件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在研究很多国外的论文，向其他学校那些做假肢的教授请教技术，有时候发邮件，有时候打电话，有时候用Skype。我还专门跑去美国西北大学的实验室去实习。一年半之后，我和几位同学终于做出了一个有动力，能助力膝盖部位弯曲的样机，其中机械和控制组件都是由我主导设计的。

针对一些亮眼的科研项目，东京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三个项目去参加美国的SXSW峰会（美国西南偏南峰会）。SXSW是一个集音乐、科技、电影于一身的国际盛会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去分享过一些关于太空旅行的想法。在学校内部的选拔中，我们的智能假肢项目排名第一，就代表东京大学去参加了这场峰会。

2017年，在美国SXSW峰会上，我(左三）和同伴一起在台上发言。

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，我们的智能假肢样机竟然获得了创新设计大奖第一名，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该奖项，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设计在国际舞台上被认可。当我走上领奖台用英语做演讲的时候，台下各国的行业精英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说到共鸣的地方，他们都纷纷站起来鼓掌，使我大受鼓舞，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。

在日本读博一般要三到四年毕业。2018年，我因为在智能假肢方面做出了不错的研究成果，顺利从东京大学毕业。此时我已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研发假肢，都是些样机，还不能做到日常使用。我想不行，必须得做出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，不仅自己能用，也能实现量产，让其他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用上。

我有考虑过是做廉价产品还是真正高技术的产品。最后决定还是先从高端品牌做起，再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规模化生产去降低成本。好比特斯拉，先从技术上领先，再把价格打下来。

2018年秋，我博士毕业，站在东京大学教学楼前留影。

毕业之后，读博时期组建的的团队分开了，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去了大厂工作，就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做这件事。刚开始，我只能找一些有想法的朋友兼职做，也就三四个人，他们白天在公司上班，晚上和周末抽空一起搞研究。直到2019年3月，我拿到日本投资方的种子轮融资后，他们才陆续辞职加入进来。

做产品涉及到很多领域，机械、电路、软件等等，我经常挨个拜访不同领域的专家，去挖掘人才。真正创业之后，我才发现寻找人才有多难，我在东京发布了招聘广告，来面试的人看到我是个老外多少有点不放心，再一听是做智能假肢的，都一脸狐疑地看着我，离开后就没有下文了。

有几位工程师水平很高，他们当时所在的公司被谷歌收购后不久又解散了，我特别想把他们拉过来。找了很多次，可以说是N顾茅庐，把他们请到我们的实验室交流、参观，给他们介绍我的理念，答应给他们很高的股权，但他们都婉拒了。

有一位技术大牛我“骚扰”了半年之久，他后来也还是没同意，可能觉得项目比较小众，创业公司风险也比较大。

我没有放弃，不停地去跟别人讲我的愿景，慢慢地，有些人也开始认同，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我还给他们展示了这几年来的研究成果，他们看得出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有恒心，也有毅力，总算对我有了信任感。

2018年，刚开始创业，我在办公室孤独的背影。

和日本相比，国内的创业氛围很浓，大家都很有激情，办事速度快，做事效率高，对事情反应迅速，招募人才更加容易。所以我在东京和深圳都设立了办公点，到2019年的时候，团队人数已经由我自己增加到二十多人。

不同国家的人做事风格不同，创业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。比如我总觉得日本人做事慢，但他们会考虑到大部分人的需求。

比如在设计电动假肢的电量显示组件的时候，日本工程师非要在机器上加一个LED手动开关，我觉得用手机APP就可以确认，没必要大动干戈，但对方坚持要加，理由是并非每一个人都用智能手机。

创业初期， 我（左二）和同事在研究室测试智能假肢。

是啊，现在的中国社会很方便，大家带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轻松出门。但反过来想，那些只有老人机，或者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人，不就会遇到麻烦吗？每一个人都会老去，如何保证他们的权益是在推进电子化过程需要考虑的。最后，我决定做出让步，同意日本工程师加上LED开关。

经过团队的齐心协力，我们的产品研发成形了，2019年底正要做市场推广的时候，疫情突然暴发。日本团队不能来中国出差，中国团队也很难到日本去，展会一拖再拖。更严重的是迎来了资本投资的寒冬期，投资人变得很谨慎。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，无疑是种打击。

我（左六）和团队在办公大楼外合影。

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去做研发，一代一代更新完善，目前已经到了第十代。相比早期版本，它增加了多种传感器，可以感知人的行为意图，比如是想上坡还是下楼梯，再驱动电机提供不同的动力和助力支撑。

它还能记录用户的走路习惯，把数据上传到云端，自动学习升级，让假肢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。硬件层面也在迭代，既要防水防尘，又要能支撑人的体重，后来的外壳已经从金属材料变成碳纤维。

搞研发是很费钱的，熬到疫情缓解的时候，企业账户只剩下不到几万块钱了，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。好在后来我们通过A轮融资解决了资金问题。

2020年，我终于穿上了自己团队研发的成品机，那是一款看起来很炫酷的灰色假肢，像赛博朋克一样，科技感十足，走起路来也很轻松，我整个夏天都穿着短裤，把它大方地露出来，享受别人回望的目光。

我们的产品在进行上下楼测试，走起来几乎和普通人没差别。

我在公司的职位是CEO，为了能够把企业做好，我一刻都不敢松懈。除了夜以继日的研发，我还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出差。譬如最近这一个月，我就跑了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杭州等十多个城市去参加展会，去做路演。从2019年底到现在，我有两年没回过老家了。父母很理解，他们现在已经不烧制砖瓦了，改做菜籽油生意，每次有客人提起我都非常自豪。

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，我的心态还算挺好的。即便创业期间，也没有觉得特别焦虑。对我来说，智能假肢已经注定了是要做一辈子做的事情。焦虑没有用，应该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点做漂亮，尽量做到极限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成功自然会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