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，历经磨难仍然屹立世界五千年延绵发展、赓续传承的符号密码，就是至今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，以及用这些汉字所记载并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。

  国家有史，地方有志，家族有谱。这些文字与典籍，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之精神、智慧和追求，更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中国音乐在华夏文明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与意义，无论是以钟磬为代表的先秦乐舞，还是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，以及以戏曲说唱为代表的民俗音乐，这些中华灿烂的音乐历史在世界音乐文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为华夏民族文化坚定民族自信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  有观点认为，人类尚未产生语言的蒙昧时期，音乐就已经开始萌芽了，贾湖骨笛的发现，使我国音乐历史可追溯至距今八千七百年前，奉节石哨的出土，又可能会把人类原始音乐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至14万年以前。中国音乐史古老而丰富，从古籍中探寻音乐与劳动的渊源，管窥中国音乐的历史，品味华夏文明灿烂的文化韵律，对于认知劳动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价值意义重大。

  谈及音乐与劳动，不能不提及音乐起源学说。音乐如何产生，中西方研究流派众多，生产劳动说、巫术说、太一说、情感说、模仿说、游戏说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中，生产劳动说在我国音乐理论界占据主流。

  劳动与音乐在本体表达上，与劳动生产过程、乐器的制作演变、劳动者本身的歌唱行为、音乐表达的内涵方式等都有着直接对应且密不可分的关系。《毛诗序》说：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在人类社会早期，乐既可以指音乐，也可以是舞蹈。这些乐舞形式是从集体劳动庆典丰收、日常打猎、搏斗中演化而来，反映了劳动的场景和实践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云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：一曰载民，二曰玄鸟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奋五谷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建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总禽兽之极”。描绘了手拿牛尾“投足”的舞姿，象征耕地动作，是在尊祖先、敬天地的同时，体现对农耕、畜牧等农业活动的重视，表达人们盼望农牧业获得好收成的心愿，为我们提供了证实乐舞反映劳动生活的重要资料。在甲骨文中也有象形文字来表述原始舞蹈展现劳动场景的状态。

  这一舞蹈动作和歌唱内容也常常是劳动过程的简单再现。当人们获得丰收，获取猎物，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无以言表，便会踏节而歌。当人们群体劳动时，力往一处使，便产生了富有节奏感的劳动号子。刘安在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中说:“今夫举大木者，前呼邪许，后亦应之，此举重劝力之歌也”

  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，再到三皇五帝，巫祝、祭祀先祖的舞蹈也是生活的反映。如商代的乐舞，流行于后代并见于古籍的有《桑林》和《濩》等。至今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中，仍然保留这类舞蹈形式，如瑶族的长鼓舞等，均是在展现各种农牧以及追逐野兽的情节动作，以纪念盘古先祖。

  对器乐而言，人类在劳动实践中，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和发声器，起初是作为劳动工具和生活工具运用，后在劳动生活中逐步演化为乐器。如贾湖骨笛，起初便是远古猎人利用骨哨模拟鹿的鸣叫，吸引异性，伺机诱杀；再如弦乐器 “管篌”之类，乃系由捕捉鸟兽的弓逐渐演变而来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相传为尧、舜时代的“乃以麋置缶而鼓之，乃拊石击石，以象上帝玉磬之音，以致舞百兽”，《尚书·舜典》记载：“夔曰：‘於！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’”, 分别是人们以土鼓、石磬为乐器，以祈福或酬神的记载。

  此外，奉节石哨、贾湖古笛、钟磬“金石”、陶埙陶哨等等, 就是远古时期人类为祭祀时伴奏歌舞创造的早期乐器。春秋末期的《考工记》,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《庄子·杂编》, 记述了乐器声学理论为后人制作乐器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  探究过去，展望未来，可使我们再次领略中华古老文明国家璀璨历史独具特色的魅力。从击石拊石到考钟伐鼓，从踏节而歌到祭祀庆典，我们都可以看到音乐与劳动的相互关联，看到音乐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。

  【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工作目标研究”（项目号：19JZD045）、陕西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1年度课题、《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与陕西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》（SGH21Y0255）的阶段性成果】

  （作者系西安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）